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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龙：美联储降息期间是央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支持我国经济复苏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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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金融与经济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我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体量在全球位居前列，但相比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金融业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和“大而不精”的问题，多层次金融体系还不够发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依然不高。对此，金融必须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以创新发展支持国家战略和培育新动能，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不断为实体经济注入“源头活水”，更好地将金融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增长。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需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扩大金融对实体经济供给的有效性与灵活性，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让金融资源精准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一是科技金融、数字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c7c7cpp模拟器，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变化，原有生产函数组合难以持续，需要走自主创新发展道路，加快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模式向创新驱动、数字赋能模式转变。科技金融、数字金融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支付等技术手段，创新与改进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二是发展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共同富裕是人类对“大同”“小康”社会的美好追求，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内容。普惠金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与可得性，提升金融服务安全性与便捷度，降低金融服务价格，满足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者、贫困人群等金融需求，激发广大长尾群体的潜能，缩小贫富差距。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金融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做好养老金融文章，开发符合老龄群体特点的支付、储蓄、理财、信托、保险等养老金融产品。

三是绿色金融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做好绿色金融的文章，是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引导金融机构加强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健全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市场体系，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利用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加强财政、金融、产业等政策协同，共同营造支持绿色金融、绿色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口，必须把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摆在突出位置。“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c7c7cpp模拟器，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面对复杂严峻的金融风险与挑战，我们既要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也要强化使命担当，下定决心从根本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一是有序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按照“一省一策”“一行一策”“一司一策”，制定中小银行机构风险处置方案，引导中小银行机构回归本源与主业c7c7cpp模拟器，健全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建立健全审慎合规经营。制定针对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实施一揽子方案，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与管理，推进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规范化经营。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

二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关系。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以高质量发展保障安全，以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在高质量的发展中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消除各种不安全隐患；才能在保障安全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稳妥化解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矛盾。平衡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在创新发展中研判金融风险，对风险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

三是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分工职责，加强中央与地方监管协调，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发挥金融监管的“长牙带刺”作用，全面实施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提升监管的前瞻性、持续性、有效性与精准性，严禁“无照驾驶”“有照违章”，提升金融监管质效。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金融开放增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动能。中国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c7c7cpp模拟器，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既是对“去全球化”论调的有力回击c7c7cpp模拟器，也是锚定构建金融强国的坚定信念。一方面，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将加速国内外金融市场融通合作c7c7cpp模拟器，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开展全球经营布局，吸引外资金融机构、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构筑全球一流的营商环境和科技创新平台。另一方面，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意味着在全球范围不分你我，扩大利益汇合点，使国与国之间形成利益交汇、命运交织、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进而为我国经济金融安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金融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共建“一带一路”是在深化“五通”合作过程中促进国内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市场深入融合，促进跨境资源高效配置和整合，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一带一路”金融服务网络，深化跨境金融市场开放与监管合作，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以优质金融服务，吸引境外长期资本流入，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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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南音频频“出圈”，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景观。2017年，厦门市南乐团的《南音随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文艺晚会上亮相；2023年，南音首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一曲以南音名谱创新改编的《百鸟归巢》火爆“出圈”，特邀台湾南音传承人赖多俐携手泉州、厦门演员同台献艺；2023年12月，全球38个南音社团齐聚泉州，同台演奏嗳仔指《出庭前》，把千年南音艺术及“新国潮”推上新高度。

今年是南音申遗成功15周年，发源于闽南地区的南音，如何走向世界？梳理历史发现，其出海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泉州、厦门或漳州出发，流传到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同时远播东南亚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二是从台湾出发，走向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回响千年的南音，在两岸携手推动下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传承与弘扬。

矢志不渝守传统，是南音在台湾传承发展的基本理念。虽然南音在台湾的传承发展之路颇不平坦，经历了移植、发展、繁盛、没落、复苏和转型创新期，但长期以来，众多南音社团都以坚守南音传统为己任，无论是演奏演唱形态、乐曲结构，还是音乐记写形制、乐器使用等，南音在台湾都因袭汉唐古乐传统，保持原汁原味的艺术个性。

例如，台湾著名南音乐团“汉唐乐府”，其经典剧目《艳歌行》片段《相思吟》，即采用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的演奏演唱形式，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以展现旅途沧桑、愁思牵绊的复杂情态。南音自成体系的工尺谱记法，是古代音乐记写形制之遗存。横抱演奏的曲颈琵琶、十目九节洞箫、二弦、三弦、击拍板等，也都因袭古乐器遗制。由此可见闽台南音一脉相承，是从古至今闽台交往的重要媒介，也是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见证。

作为南音的“大本营”，泉州的南音乐社遍地开花，是赓续南音文脉的关键力量。南音乐社有民间的馆阁乐社和专业的南音社团之分。据不完全统计，泉州所辖12个县级行政区都有南音乐社c7c7cpp模拟器，民间南音乐社近400个，专业南音社团共191个(其中晋江72个)。据调查，泉州知名的南音乐社都集中在晋江，有沪江御宾南音社(创于1632年)和安海雅颂南音社(创于1907年)等，因此有“福建南音在泉州，泉州南音在晋江”的说法。泉州的南音乐社不仅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还不断与海外侨胞交流互鉴，推动全球范围内南音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台湾的南音乐社众多。全盛时期，台湾有60多个南音乐社，呈现出曲馆林立、高手云集的繁荣景象。较活跃的南音乐社主要集中在台北、台南和基隆等地。如台北的聚贤堂(新庄)、聚英社(艋舺)、集弦堂、清华阁(大稻埕)等，台南的振声社、南声社等。目前，台湾有25个南音乐社。台北知名的团体有台湾“汉唐乐府”、台湾心心南管乐坊、两岸南管音乐推广协会、和鸣南乐社、华声南乐社、松山奉天宫南乐团、闽南乐府(台北市闽南乐府管弦研究会)、江之翠南管乐府，台南有和声社、南声社、振声社等。台中、高雄、彰化、鹿港、金门、台东、澎湖也有南音社。众多南音馆社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以多元融合的新艺术理念和舞台实践延续着南音千年文脉。

创立于1983年的台湾“汉唐乐府”，是台湾南音社团中与大陆交流最频繁、创新成果最显著的专业团体，也是南音走向世界的一支劲旅，其“根”在祖国大陆。乐团创始人和艺术总监陈美娥祖籍福建，1986年带领“汉唐乐府”应邀在美国举办南音音乐会。此后，乐团足迹遍布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等，先后在美国、英国、法国等二十余国演出，也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名校引发有关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讨论c7c7cpp模拟器，为传播中国传统音乐、弘扬中华文化作出贡献，创造了南音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典范。

在推动千年南音与时代接轨、与世界同频共振方面，台湾“汉唐乐府”于1995年成立梨园舞坊，正式走上新古典南音的创新之路。陈美娥将南音传统古乐与梨园戏舞蹈的中华神韵融合，推出了“南音乐舞”的崭新艺术表现形式，《艳歌行》《丽人行》《梨园幽梦》《韩熙载夜宴图》等节目，汲取梨园科步、打击乐器、传统武术、历史故事等创作元素，借助现代剧场的灯光、舞美、服装、造型、道具等，不仅再现了繁荣昌盛的汉唐文化，用音乐语言展示了“何以中国”的非凡气度和迷人神韵，也印证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转换，用跨界融合实现了“如何世界”的艺术理想与普世情怀。

在东南亚，南音主要流传于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传承情况与闽南人在所在国的人口比例和闽南文化的传播息息相关。在菲律宾华侨华人中，闽南人约占九成，尤以泉州籍居多，菲律宾因此成为南音在海外传播历史最悠久且最流行的国家，较活跃的南音社团超20个。其中，长和郎君社由晋江南音艺人陈锦戈创立于1820年，是海外华人社会中历史最悠久的南音团体，与金兰郎君社、南乐崇德社和国风郎君社合称为菲律宾四大南音社团，至今与闽南南音乐社保持良好互动。

目前新加坡最活跃的南音社团是湘灵音乐社，成立于1941年，83年来始终和中国本土南音界联系紧密，是新加坡继承与弘扬中华文化瑰宝的重镇，也是推动南音在东南亚创新发展与海外交流的生力军。马来西亚于1887年创立了首个南音社团——仁和公所，各州闽南移民聚居地都有南音团体。印尼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超半数华侨华人是闽南人。20世纪30年代前，不少福建南音乐社到印尼演出，催生了当地众多南音团体，如泗水的寄傲圣道社。

千家罗绮管弦鸣，四海弦歌共乡音。经过长年交流互鉴，海内外“南音文化圈”不断发展壮大，是世界民族民间音乐史上少有的景观。成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海峡两岸之间，南音传至台湾后，两岸南音交流互动持续，屡创佳绩，闽南南音名师源源不断到台湾传道授艺，台湾学人也纷纷慕名来闽南观摩学习，呈现双向互动、共生共赢的发展态势；二是海峡两岸和东南亚之间的互动，体现在南音大会唱、东南亚南乐大会奏(原名为亚细安南乐大会奏)等大型交流盛会。

康海玲，艺术学博士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理事，韩国牧园大学特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戏剧与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近年推出《东南亚华语戏剧史》(上下册，合著)、《马来西亚华语戏曲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戏曲传播》(获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等主要著作。